欢迎光临中国楹联教育杂志官方网站!  投稿信箱:zgyljyzzs@163.com  杂志留言 | 联系我们 | 高级搜索 | 网站地图 | TAG标签 | RSS订阅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三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时间:2015-07-11 11:32 来源:中国楹联教育杂志社 作者: 鲁先圣 点击:
鲁先圣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陈寅恪。

  陈寅恪祖籍是江西修水县竹塅村,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他是客家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在清华的百年历史上,他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哲人;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当时的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谓一时无两。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海外近30年,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却未曾拿一个学位。不是他没有获得学位的本事,而是因为他视那一纸文凭为粪土,不屑一顾。陈寅恪的正规学历是吴淞复旦公学毕业,那时的复旦公学不算大学,也不授予学位。

  在留学期间,陈寅恪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见长。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在二十世纪世界学术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人物。

  陈寅恪幼年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治学严肃,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他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与《陈寅恪文集》传世。

  1949年以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出身名门

  江西的义宁是现在修水县的所在地,地处湘、鄂 、赣三省交汇之处,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逶迤修江清彻见底,将古城一分为二。旌阳山与凤凰山隔江相望,竞相媲美。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纪念馆、驰名海内外的云崖寺,依山傍水镶嵌于城南的苍松翠柏之间,给美丽的小城增添了几分古朴,也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文雅。

  义宁自古就有“才子之乡”的美誉,俗有“五里三个举,七里两翰林”之称,涌现出了清末维新著名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补用道员加二品顶戴徐家干、维新“四公子”陈三立、近代著名画家陈衡恪、历史学家陈寅恪、植物学家陈封怀等一批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的精英名流。

  这其中的陈家自然是义宁的第一等人家,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和他的长兄陈衡恪、陈封怀祖孙四代几乎把义宁几百年的荣耀气占尽了。《辞海》中,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祖孙四人享有这等规格荣誉,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家族。陈衡恪的次子陈封怀,因为从事的是少为大众所知的植物学,但是成就也十分了得,是著名的植物学家,被植物学界尊为“中国植物园之父”,丝毫不辱陈家门楣。

  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现在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彰显着陈家几代人的显赫功名。

  义宁陈家的兴起,自然要追溯到陈宝箴那里。

  祖父陈宝箴,晚清维新派的风云人物

  陈宝箴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1852年乡试中举人出仕,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两湖总督曾国藩所赏识。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时与许仙屏号为“江西二雄”。 他是清末著名的维新派骨干,是地方督抚中惟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为国家的危难痛心疾首,上疏时局利弊得失。同年升任湖南巡抚,慨然以开发湖南为己任,锐意整顿,刚到长沙任职就察劾县以下昏吏20余人,因得亢直美名。在经济上认为“凡有可以稍裨国计民生者,分应殚竭愚忱,尽其力所能及”,“尤可次第推广”。主张大力开发湖南矿业,“以救国民”。他首先打破了湖南自洋务运动时期以来被守旧势力控制的沉闷局面,开创了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先河,对当时湖南特别是长沙的社会经济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他从湖南地理、经济等特殊情况出发,认为应优先发展矿业,奏称:“湖南山多田少,物产不丰,而山势层迭奥衍,多矿石之质类,不宜于树艺;唯五金之矿,多出其中,煤铁所在多有,小民之无田可耕者,每赖以此谋生。”奏请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895年2月湖南矿务总局在省城长沙正式成立。他接着又拟奏了《湖南矿务简明章程》,对办矿的方法、经费、股份、矿质等问题作了若干具体规定。随后开始了大张旗鼓的招股建矿工作。1896年先后建起了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平江黄金洞金矿等大型官办企业,其中以水口山铅锌矿为第一,铅锌产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02年创办了阜湘、沅丰两个矿务公司。长沙及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与外省民族工矿业的产生有很大区别。所以“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

  变法失败后,以“招引奸邪”之罪,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罚。罢官后1898年冬天,被罢免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携家眷,离开湖南巡抚任所,迁往江西老家。1年前逝世的陈宝箴夫人灵柩也一同迁回,全家老幼扶柩而行。当时陈寅恪9岁,其兄隆恪12岁、弟方恪7岁、登恪不到2岁、妹新午5岁。不是回江西的义宁老宅,而是在南昌磨子巷赁屋暂居。第2年筑庐南昌的西山。经济状态极端拮据,后从湖南返回江西的途中,陈三立大病,第2年又病,险些病死。

  尤其让人不敢置信的是,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南昌西山只住了1年多时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夏之间,回到江西省南昌西山下筑“靖庐”栖身的陈宝箴一家,已经生活惨淡凄凉,但是,太后依然不放心,担心他东山再起,就派人专程送达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伏受诏而自缢。看着死了,为了复命,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可怜清末历史上的一代英才,最终未能逃脱那拉氏的魔掌。

  赐死了陈宝箴,太后对湖南新政的改革设施也毫不容情,责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会中所有学约、界说、札记、答差别等书,一律销毁,以绝根株。着张之洞迅即遵照办理。”闻名中外的湖南新政,就这样悲惨地被停止了、被裁处了、被毁坏了。

  面对这样的结局,陈三立十分沉痛。其实,父子所痛心者,并不是己身的去职丢官,是使得改革图强、“营—隅为天下昌”的愿望化为泡影。

  陈宝箴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并赠此联给这位青年后辈,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之先,成为维新派的中流砥柱。

  陈宝箴去世时,孙子陈寅恪虽然只有11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但是,却已经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

  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曾经这样断言:“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

  对于祖父,陈寅恪有极高的评价,他在自己所著《寒柳堂集》中谈到,自己的祖父任湖南巡抚“仅得小省”!在陈寅恪眼里,小省当个省长算不上什么官,以祖父的才学和能力,官至一品的内阁总理大臣也不为过的。

  父亲陈三立,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

  陈宝箴去世了,而此时的陈三立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与谭嗣同、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

  陈三立因为受家学的影响,年少博学,才识通敏,洒脱而不受世俗礼法约束。光绪八年入乡试,因为讨厌时文,自以散文体答卷,意外得到主考陈宝琛的赏识,竟然破例录为举人。光绪十二年中进士,授吏部主事,在京与一些有维新思想之士游学论事,慷慨激昂,志望革新,并参加文廷式等所组织的强学会。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三立闻讯激愤异常,立即致电张之洞:“吁请诛合肥以谢天下”。

  在他的父亲在湖南推行新政期间,他在父亲帐下效力,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方面效力非常之多。戊戌政变时,三立与父亲一起以“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不用。丧父之后,家国之痛,他无心于仕途,于金陵青溪畔构屋十楹,号“散原精舍”,常与友人以诗、古文辞相遣,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他虽不问政,为社会兴利仍极热忱。光绪二十九年办家学一所,又赞助柳诒徵创办思益小学堂。他让出自己的住宅作课堂,延聘外国教师,开设英语及数、理、化新课目;注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还废除“八股文”和跪拜礼节,禁止死背课文及体罚学生,创新式学校的先例。后来看,也正是他的这种新学教育方式,使儿子陈寅恪在启蒙阶段就接受了新式教育,不仅仅在国学方面受益匪浅,更接触到了西学,学到了外语,为日后赴日本和西方深造打下了基础。

  逍遥自在的诗书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良知和铮铮铁骨。

  1906年,湖南工商界追念陈宝箴父子推行新政,振兴实业,奏请为宝箴塑铜像,为三立授官职,被朝廷拒绝。接着,义宁州大荒,铜鼓双坑饥民往宜丰天宝买粮,富商何大毛诬称“匪徒抢劫”,并说“宁州遍地是匪”,挑起斗殴,杀死双坑饥民57人,双坑人控诉没有结果,求助陈三立。他主持正义,具陈上疏,终获刑部详察,严惩主犯及当地知县,冤案大白而昭雪。到了窃国大盗袁世凯行君主立宪的时候,委任陈三立任参政议员,他严词拒绝,发誓不与袁世凯同流合污。

  那个时候,尽管文化信息传播方式落后,但是,陈三立的诗名早已经远播海外。1924年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华,仰慕陈三立的诗才,由徐志摩陪同至西湖专程相访。泰戈尔以印度诗坛代表的身份,赠给陈三立一部自己的诗集,并希望陈三立也同样以中国诗坛的身份,回赠他一部诗集。陈三立接受书赠后,表示谢意,谦逊地说:“您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是足以代表贵国家诗坛,而我呢,不敢以中国诗人代表自居。”后两人比肩合影,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袁世凯想委任他做官,在他面前碰了壁,后来的蒋介石也同样在他面前碰壁了。1929年11月,他由次子陈隆恪夫妇陪同,乘轮溯江而上,登上庐山,卜居于牯岭新宅“松门别墅”,赋诗倾诉:“乡梦醒鸣鞭,始觉身如鸟”,打算“息影松林径,洗梦涧瀑流”。年近八十的他,遍览山南山北的风景名胜,写下了许多寄情咏物的诗篇,名为《匡庐山居诗》,石印成册,以赠亲友。山居期间,蒋介石曾到牯岭避暑,知道陈三立也在山中,很想见见他,特派专人登门联系。他不愿与当政者交往,对来人说:“我已经是一个不闻世事的世外之人,即使我们会晤了,也没有什么可谈的,我看还是不必来见吧。”蒋介石自知没有趣,也没有办法,只好作罢。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侵占上海闸北。此时,陈三立避居牯岭,日夕不宁,于邮局订阅航空沪报,每日阅读。据说,当时的他曾于一晚做梦时喊出“杀日本人”之类的话语,忧国之心可见一斑。后来,他曾经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1934年,陈三立离开庐山寓居北平,目睹西山八大处遭八国联军破坏,连叹“国耻”!

  芦沟桥事变的时候,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欲招致陈三立,百般游说,皆不应许。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怒,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

  长沙出生的江西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陈寅恪出生的时候,正是祖父和父亲的人生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因此,他的幼年,不仅仅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公子生活,更重要的是成为祖父和父亲推行新式教育的实践者。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这个时候,10岁左右的陈寅恪深深受到家庭文化教育氛围的影响。无论祖父还是父亲,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现身说法的亲自授学与考察,因此,无论国学还是西学、外语,陈寅恪都是日有长进,深为祖父和父亲嘉许。

  陈家就在家里开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和外语等知识。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外,眼界并扩及东西洋,与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自然密切相关。

  陈寅恪的少年聪慧和博闻强记闻名一时。在湖南时,只有八、九岁的陈寅恪陪祖父宝箴会客。大人们说话,他在旁静听。客走后,谈过的话,别人都记不得了,他照述无遗。他从小看书,只看一遍,就能背诵,对新旧唐书尤其耳熟能详,张口即出。

  东渡扶桑

  二十世纪初,腐败的晚清政治每况愈下,很多有识之士放眼海外探求救亡图存的道路,纷纷把子女送往日本和西方学习。

  一直领风气之先的陈家自然是送子出洋的先行者。1902年,陈衡恪、陈寅恪、陈隆恪兄弟三人剪去辫子,留着短发,负笈东瀛求学,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儿子临行时,陈三立亲自到上海吴淞口送行,并作诗云:“游队分明离两儿,扶桑初日照临之。送行余亦自厓返,海水浇胸吐与谁。”表达了父亲与两个儿子依依惜别的难舍之情,也寄托了陈三立对儿子出国留洋的厚望。当年谭嗣同在给别人写信时说,他曾经与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当时出国留学是不得了的事,有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也更要有家族经济实力,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和不畏风险的勇气和胆量。

  亲自护送陈寅恪兄弟去日本留学的是俞明震,他是陈寅恪的亲舅舅。陈寅恪的母亲叫俞明诗。说起俞氏家族,旁亲如曲园、平伯都忽略不讲,俞家有个儿子叫俞大维,读哈佛、读柏林,与陈寅恪同学。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俞大维。陈寅恪与俞大维原本就是姑表兄弟,亲上加亲。俞大维后来做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自称与陈寅恪“二代姻亲,三世交情,七年同学”。

  陈寅恪兄弟到达日本时,留日的中国学生已达七八千人。鲁迅也在这一年3月24日以矿路学堂毕业生的身份在江南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同22名陆师学堂毕业生和其他6名矿路学堂毕业生一同来到日本留学。

  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而开办的一所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学习了两年时间,取得了毕业文凭,并于1904年9月8日开始了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而陈寅恪趁暑假返回南京考取了官费留日。然后再次到达日本求学。抵日后,陈寅恪仍在弘文学院学习。

  在弘文学院,陈寅恪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鲁迅与陈衡恪同住一舍,朝夕相处。1904年8月鲁迅还与陈衡恪等6人联名给已回国的弘文学院同学写信,介绍弘文学院及同学们的近况。据这位同学回忆,求学时代的鲁迅,已认清沙俄和日本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当时具有这样的意见,是令人敬佩的。陈寅恪受到鲁迅的鼓励,也写了6封信,其中一封是给其父亲的,主要指出日本包藏祸心等语。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同班同宿舍,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个中原因还是出于陈寅恪的耿介性格。他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所以,晚年的陈寅恪对于与鲁迅先生曾经是同窗的经历极少提及。

  当时,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东京成为革命者的天堂,许多留日学生都参加了革命,后来很多成为北洋政权时期的高官。蒋介石本人及统治集团里,不少人都有日本留学经历。但是,陈衡恪用一只眼紧紧地盯着学业,另一只眼关注着绘画、音乐、古诗。他广交日本艺术界朋友,完全游离在革命之外。唯一能找得到他与革命有一点点关系的是,陈衡恪与李叔同——后来的弘一大师,经常在一起讨论、研习中国古诗、古画、古乐。才华横溢的李叔同此时还没有对革命心灰意懒,是同盟会的骨干。

  陈寅恪同时把精力放在学习日文上,他认真观察和体验日本的生活习俗,阅读日文学术著作,研究日本历史、文化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这为他日后援引日文资料,进行隋唐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他在探讨隋唐时代的府兵制时就注意到,隋以前的资料比较少,不容易弄清楚,而当时日本的很多制度模仿唐制,其《养老令》之宫卫军防诸令条内容详细,两者相互参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他还注意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冈崎文夫教授关于唐代府兵制、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失为学人审慎之态度”。

  他后来在考释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句中“温泉”之由来时,旁征博引,以说明温泉疗疾风气流传之广。他称:“又今之日本所谓风吕者,原由中国古代输入,或与今欧洲所谓土耳其浴者,同为中亚故俗之遗。”这里的“风吕”便是日本人所说的沐浴,可见他对日本生活观察之细,体验之深。

  在批阅《旧唐书》太宗纪下贞观十七年秋七月庚辰条“京城讹言云,上遣枨枨取人心肝,以祠天狗”时,他不禁想起在日本见过的那种红面孔、高鼻梁,具有灵性和神通的怪物,于是写下这样的按语:“天狗,日本所传,当由唐代转入。”对于“风吕”和“天狗”一词的解释,足见他对日本文化和风俗民情习惯的熟悉程度和研究体验之深。

  陈寅恪博闻强记,即使生活在艰苦,对于学问依然孜孜不倦。他的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在《也同欢乐也同愁》一书中写道:“父亲在国外,即使是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仍然潜心攻读,醉心研究学问。在德国时,除听课外,常整日在图书馆阅读,仅带一点最便宜的面包充饥,全天不进正餐,营养不足……故而一直体质欠佳。已过而立之年尚无意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

  1905年冬,陈寅恪因患足病,不得不离开求学几年的日本,告别已经建立了深厚情感的同学,回国疗养。

  远赴西洋

  1906年寒假从日本返家后,母亲俞明诗不忍让儿子再东渡了,就让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同班同学中有日后的著名学者竺可桢。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

  1918年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陈寅恪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陈寅恪留学哈佛期间的经历,除好友吴宓外,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当年的日记或者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叶多有涉及。同为留美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这里所说的性格孤僻,其实是个别人的误解而已。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在交往当中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虽然当时能出国留学者,肯定是家庭殷实的人家,但是不一定都是书香门第,大多为家学渊源的陈寅恪所不屑。

  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教授洪业,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曾提及一件小事。他回忆,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想顺便到哈佛去结交几位在美国很有名气的几位哈弗精英。他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这个人对于异样的目光熟视无睹,仍“在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叫陈寅恪。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美结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国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1年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正是在此打下的基础。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陈寅恪由美国转学德国,表弟俞大维一路同行,两人连续同窗7年。他们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名望。陈寅恪在德国学习期间与傅斯年、毛子水等留学生交往较多。傅曾对毛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对表哥陈寅恪了解极深。多年后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曾介绍说:“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俞大维是陈寅恪舅舅家的表兄弟,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陈寅恪的妹妹。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陈寅恪留学欧洲的时候,在留学生中就以博学著称。罗家伦回忆:“同伙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纪20年代初,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欧游学,当时在柏林有陈寅恪、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他们常常来往,访谈玩耍,经常一路把酒言欢,放言高论。俞大维醉心德国歌剧,经常使用竹筷频作批示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未来政治问题,对教育、民生等纲领细节逐一触及。如民主怎样使其合适中国国情近况,教育须从广泛征兵制来练习乡笨群众,民生须只管开辟边地与扶植新产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阐发透辟,入木三分,对陈氏也愈加另眼相看。

  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期间,常与几个朋友在餐厅咖啡馆把酒清谈。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是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

  陈寅恪的西学素养,一直被人们敬仰。他究竟懂十几种乃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并不是夸大之词。从他留学的条记看,触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晨陈文,法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尔其文等十六种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羡林先生用了“众多无涯”四个字来描述。可是,陈寅恪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其谦善稳重,从未夸耀于别人,他到底懂几多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都未有定论,即便他的师友、家眷与门生也不能确认。

  陈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陈寅恪“具有了浏览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阅读能力。”

  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几种文字,我也不清晰。普通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言语,能听懂七八种说话,是大抵不差的。这些成就根基上是他在36岁之前获得的。”

  但是,学问博大精深,可是,他却对于拿文凭深恶痛绝,从未拿过一个学位和文凭。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陈寅恪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寅恪作古后陆续偿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多少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精致纸张和纸张上密密层层的记录,可以窥见他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巨困苦与丰富收成。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曾经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研究之深,其中最有目共睹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球研究程度,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全的。”

  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把握,首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底细对照,进而探求不同语言之纪律与转变。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联系关系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问,他才勇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次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

  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非由于他有异于凡人的脑筋,而是凭他坚贞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承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晓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请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读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惹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意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其精美。其中一张图片的正文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刻来了精神,待细心一看点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毛病,陈封雄几何年后还能清楚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啼笑皆非的心情。

  金岳霖曾经回忆陈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边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必要的材料都罗列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根据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陈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让金岳霖钦佩万分。

  清华大学成立之初,有几位大师一级的人物推荐陈寅恪,其中,从一封他的私信中我们依然可以见其端倪。

  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肄业时代,写给其妹的一启手札。信中云:我前见中国报纸广告,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卖,其预定券价约四五百元。改日恐不容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须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散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我今学藏文甚有爱好,因藏文与中文,系统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创造。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较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效果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所留意也。我所留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少少,新疆出土者亦琐细。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明。我奇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曲解不知其数。我认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代僧人能通梵文,当能得准确之解,别的多是望文生义,缺乏道也。隋智者大师露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好笑(见《法华玄义》)。幸亏台宗乃儒家五经公理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不异,亦没关系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人缘传。现此书已证实为捏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时机,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买,久后恐益可贵矣。

  这封手札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经由《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寅恪之博学倾倒。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原拟兼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科,后因经费短缺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而从那封信中了解陈寅恪的梁启超更是向校长力荐陈寅恪。

  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多年的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清华大学新设立的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佳偶天成

  由于陈寅恪长期以来潜心学业,加之他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故一直未婚。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已去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他成婚,但陈寅恪始终未承允。

  但是,满腹才学、风流倜傥、出身名门、兼容中西方文化的青年才俊陈寅恪,很快成为清华园里的一道风景。不论是在教室还是在宿舍,在图书馆,还是在青青校园之中的小路上,他都成为同学追逐的人物。而且,很多的同乡、同事也都很热心地为他牵线搭桥,希望陈寅恪能尽快找到自己的佳偶。但是,奇异的是,他的佳偶却是在一次偶然的事件中遇到的。

  后来,很多清华学生的回忆文字中多次提到陈寅恪在清华的传奇故事。人们没有想到,一向专著学问的他,竟然因为一幅画收获了自己的姻缘。

  刚刚到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因为没有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可是陈寅恪嫌其冷清,不愿住。同事赵元任就盛情邀请他住到了自己的家中。当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于是将二号屋让出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寅恪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日常一些生活琐事也都由赵元任夫人代管。吃饭穿衣之事有赵元任夫人管理,平时赵元任和陈寅恪两人谈学论经,十分融洽。陈寅恪对此显然也很满意,他说:“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陈寅恪习以为常、安之若素,赵元任夫妇也毫无怨言。但是,这样总归不是个办法。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个有名的热心人,菩萨心肠,快人快语。她眼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还单身,实在忍不住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长永之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堆麻烦事了。”听到这,赵元任开玩笑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这时陈寅恪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终于同意可以考虑成家,于是赵元任夫妇就广泛动员同事为陈寅恪操心成家。

  有一位体育教师叫郝更生,他的女朋友姓高,女朋友有一个义姐叫唐筼。尽管郝更生是体育教师,但是对于书画很爱好。1928年初春,郝更生与陈寅恪聊天时提到,女友有一位唐姓好友家里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他向陈寅恪请教“南注生”为何许人,并说了说女教师的情况。陈寅恪听完,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之孙女也。”

  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请缨日记》,熟悉《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而且自己的舅舅俞明震曾在台湾辅佐唐景崧成立“台湾民主国”,所以他对唐景崧的诸多事情都十分了解。

  “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这是他向郝更生作出的解释。因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他向郝更生提出,希望能拜访其主人。果不其然,女教师叫唐筼,正是唐景崧的孙女唐篔。

  唐篔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篔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陈寅恪与唐篔见面后,彼此一见钟情,都很珍惜这生命中来之不易的姻缘。他们由一幅字而结识,志同道合,相见恨晚,不久就投入爱河,进入难舍难分的热恋之中。

  一直排斥婚姻的大学者,被很多人认为不解风情的木讷学究陈寅恪有了女友,成了清华的大新闻,甚至成了北京街头巷议的热门话题。两人的热恋,在当时的清华大学,一时成为校园美谈。

  1928年7月17日,经过一段时间爱情历练的陈寅恪与唐晓莹在上海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有诗为证,陈寅恪云:“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1951年于二人结婚纪念日,陈寅恪又写到,“一笑风光似昔年,妆成时世镜台前;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唐筼和陈寅恪诗云:“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后来陈寅恪又作了首《题与晓莹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寄寓广州也》,中有“短檐高屋总伟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嫌十年迟”之句,尽写出两人遭逢世变、相见恨晚、甘苦与共、相偎相依的不渝心志与忠贞爱情。

  两人结婚之后至1937年,生下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其中“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乙未割台有关。

  陈寅恪给女儿起名字的用意,彰显出这位旷世学人的家国情怀。

  陈寅恪对爱情的言论很有趣,他说爱情有五等: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也就是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是相爱一生;五等是随便乱上床。

  陈寅恪与唐晓莹结合,与之终老,依他的等级分类,不过四等。然则两人感情深厚,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陈寅恪并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联撰后一月余,两人相继辞世。爱情,能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陈寅恪发爱情五等论时,是1919年,当时还是未婚年轻人。其时,他与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这个论调。当时正是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从新文化运动谈起,也说到了婚姻自主。陈寅恪列举西方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一物,而国内竟以此为风气,是一流弊”。由此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婚姻自由是持反对态度的。

  清华大师

  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

  1911年2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立的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西北郊外的清华园办公,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这一年的4月29日,清华学堂正式开学。

  最初的十几年中,清华学堂一直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则相对薄弱。1924年初,随着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清华学堂正式启动改办大学的程序。同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以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筹备人员多次研究,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

  1925年2月,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正式挂牌成立。此前,因提倡白话文而声誉鹊起的胡适,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学术论文为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深以为然,首先聘请由清华出身、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一代名士、年仅32岁的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在他的主持下,研究院的宗旨确定为: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梁启超给曹校长指出许多准备聘请陈先生的国外大学,如柏林大学、巴黎大学等。曹云祥当即拍板,聘请陈先生。事后曹云祥为自己能将陈寅恪请来清华,而没有让其他学校挖去庆幸不已。这个时候,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他受聘来清华任教,根据吴宓的日记记述,也经过了很多的波折。

  1925年2月16日,吴宓以校长曹云祥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给远在德国柏林的陈寅恪,请他到清华国学院就任导师。在犹豫了一番之后,陈寅恪同意就聘,但不能马上到学校来。4月27日,吴宓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吴宓因此感叹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之后,吴宓又几次去电报劝说陈寅恪早日回国到清华就任。6月25日,吴宓在日记中记载道:“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8月14日,吴宓日记写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陈寅恪提出种种困难,吴宓便和曹云祥校长说,请曹云祥帮助解决。其实,陈寅恪一再托词,主要是钱的问题。陈寅恪不但需要回国的旅费,他买了大量的书也需要钱。曹云祥最终同意先给陈寅恪预支几千元薪水,汇到了柏林。陈寅恪这才于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第二年7月8日到达清华园就任。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他很幽默,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晚年的陈寅恪双目失明,但当时,冯友兰先生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多年之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Cambridge区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例如,于巴黎妓女及秘密卖淫之生活实况,又欧美男女迟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说至为详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其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

  陈寅恪的耿介与独立人格精神,在日常的生活中更是异常鲜明。1927年6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自杀。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其他人都是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大,他用这种传统的国粹最高礼仪表达自己对这位同仁的尊敬与哀悼。

  这一段时间经济非常困难,陈寅恪家里没有钱买煤烧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听说之后决定送给他一些钱买煤应急。但是,陈寅恪认为这样的钱受之有愧,有辱自己的清明,就把自己收藏的一些珍贵藏书卖给胡适,以顶替那笔钱款。事实上,胡适拣了个大便宜,陈寅恪那些珍贵藏书的价值,比起胡适给他买煤的那笔款的价值不知道要高过多少倍。

  但是,这就是陈寅恪的品格。

  陈寅恪就任之后,成为清华大学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但是,他在师生中却享有“盖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师”等称誉。在清华校园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满意的答复。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他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听课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已经名满天下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专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长,早已经是著名的学界泰斗一级的人物了。可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1963年,胡乔木特地到中山大学看望他,关心他的旧稿重印事宜。还说,在清华学院时,可惜没有机会听陈寅恪讲课,深感遗憾。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更是陈寅恪的特点。对学生生活乃到毕业后就业问题,也非常关心。他认为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问的最好方法。做论文,要求新资料、新见解。他从不要求学生用死记方法,而是鼓励思考,他更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他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清华的故事很多。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寅恪拟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题,陈寅恪出对对子“孙行者”一题,一时引起舆论大哗,当时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陈寅恪却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的题目中有一个对子是“孙行者”,标准答案竟然是“胡适之”,“孙行者”在这里不光是一个人名,还有“孙子行走着”的意思,而“胡”是文言疑问词,“适之”是去哪里的意思。

  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他常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著书立说

  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不仅仅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他涉猎多个学术领域,治学面极其广泛,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在很多学科,他的研究成果,至今是研究者不可逾越的圭臬。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他的女儿回忆说,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下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流亡途中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恪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上写文章。为了给他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羊,父女闲聊着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远在美国的胡适把西方医生的最后诊断结果写信告知陈寅恪。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写此信,很觉悲哀。”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失明之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炯炯有神,目光如炬,听着无不动容。很多听课的教授和学生,为他的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1953年,病中的陈寅恪收到了学生蒋天枢寄来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尚未病愈的他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开始探索明清历史和文化。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他拒绝了。《对科学院的答复》一文中,起首便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这篇广为流传的碑文里,陈寅恪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他提出“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论的年代,这样的说法是惊世骇俗的,也只有陈寅恪能够说出口,敢于说出来。

  他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把《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他心境和志趣的隐喻。

  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他说:“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是我不教。”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

  1961年8月,阔别12年的挚友吴宓来访。陈寅恪把《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

  这部85万言的《柳如是别传》为明清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价值的成果。他详细考证了柳如是,精辟地诠释了钱、柳诗文。他颂扬柳如是,赞同钱廉益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他为钱、柳诗文进行笺证,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治、社会状况,是以诗文论证一代史事的典范。

  书写得很艰难。为了这部85万言的百科全书,陈寅恪用去整整10年。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他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以及自己身世的感怀。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与穿插其间的陈寅恪的感悟融为一体,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也许,晚年的陈寅恪是以这种智力较量来安慰他那寂寞的心境。

  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果,不仅在许多方面都有开拓创建,而且有许多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他从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大突出特点进行分析,使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深入。陈寅恪在研究隋唐史提出的“关陇集团”的概念,给学者提示了一个宏观地把握西魏、夏周、隋代至初唐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关键,是引导后学研究隋唐史入门的蹊经。《关陇集团》的论述,在日本学术界己经常识化了。

  《蒙古源流》是明朝万历年间内蒙古萨囊彻辰所著,其中夹杂不少神话传说,与元代蒙汉文史书多有不同,往往让人们困惑不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发表了4篇论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书的本来面貌,使人们对原来困惑不解的难题,得以了解通释,对后来的蒙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陈寅恪从“古文运动”、“新乐府”、“行卷”三方面入手研究唐代文学。他把“古文运动”与民族意识,文化交互关系结合起来研究,提出了研究唐代文学新见解。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的中心是恢复古代儒家思想的地位,韩愈等是走在古文运动中最前的人。他认为“新乐府”是我国文学逐步趋向下层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价值与影响比陈子昂李白更为高远,这种见解超越了前人。他是第一个对“行卷”进行全面研究的人,重要成就是发掘了“行卷”思潮。

  佛教传入中国后,往往因语文能力限制,不能与原本或其语言译本对勘,陈寅恪最重外语研习。他研究佛教,能着重考证,并在考证中探讨问题。世人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不同物,两者不可参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他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到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为了引导国内学者重视研究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残卷,他在阅读后,就有关摩民教经、唐代史文、佛教主义等9个方面,著文列举其价值,为从事敦煌文献研究者开阔了视野,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先河。

  对藏学、突厥学研究,他从不轻下断语,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判别,不违驳事实,是一位史识与史德统一的典范。他严谨处理赞美与求真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陈寅恪在研究与著述上的几项突出的成就与贡献,众口皆碑,史学称其“才、学、识、德”兼备,特别是他不断开拓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令世人惊叹敬佩。

  他平生的心愿是想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但他一生处于战祸频繁,生活极难安定的年代,晚年又目盲足胰,以致未能完成宿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不仅仅在中国被推崇和研究,激励着一代代后学,在国外也备受推崇。日本近年刊行的《中国研究史人门》已将陈寅恪所著《魏晋南北朝史略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列入必读课;《亚细亚历史研究大门》也有类似注明。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后来,陈寅恪以突劂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词,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吐蕃的《唐蕃会盟碑》,许多著名学者如德国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难以解决,又是陈寅恪作了确切的翻译,国际学者无不认同。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还有一位学者这样称赞道:在我心目中,陈寅恪是一位通儒,通儒有别于专家学者。他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主义者,这包括他所有的人文品质与人文素养。他在人文学中,已达通儒的境界。而其人品,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产生“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感概。

  1933年,陈寅恪的弟子陈哲三到日本游学。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了日本史学界鼎鼎有名的学者白鸟库吉。刚见面时,白鸟对来自中国的陈哲三很瞧不起,说话间颐指气使、傲慢无礼。但是,当得知陈哲三乃陈寅恪的弟子之后,便态度大变,执礼甚恭,让陈哲三不知所以。有人告诉陈哲三,如今世界上,白鸟先生只佩服一个人,那就是陈寅恪。他之所以如此对待你,完全是敬佩你的导师陈寅恪的缘故。原来白鸟在研究中亚问题时,曾遇到困难,于是写信向某国权威请教,该权威回信说,请向柏林大学某教授求教,而柏林的回信则建议他向中国的陈寅恪求教。当时钱滔孙教授正在日本度假,就住在白鸟隔壁。白鸟对钱谈及此事,说自己与陈先生并不相熟,如何向他请教。于是钱滔孙自告奋勇代为求教于陈寅恪。钱滔孙的假期未完,陈寅恪的复信已到,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白鸟事后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这个问题“可能至死无解”。

  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他通晓英、法、俄、日、德等11国14种文字。对史学、文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都有精深的研究。一生涉猎多个学术领域,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尤其对史学造诣更深,对梵文、突劂文、西夏文、满文的佛教经典,也都很熟悉。旧体诗词功底深厚,史学界称其为“一代文史大师”,名符其实。

  联大岁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面对日寇的入侵,义愤绝食,溘然长逝。陈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

  在日本人逼近平津之际,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暂时离开北平,建校于衡山湘水之间,成立长沙临时大学,当时文学院设于衡山圣经书院。到1938年春间,文学院又迁至云南蒙自。蒙自为旧日法国租界,颇有些异域情调,城外又有一南湖。因此,联大学生称“昆明如北京,蒙自如海淀”。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文学院迁至昆明西门外的昆华农业学校。

  文化教育积淀深厚,一直久负盛名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后的西南联大,成为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联大的规模居于全国之首,尤其师资阵容,可以说囊括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界的精英人物。

  西南联大的成立,可以说是民族危亡时期,国家为了保存文化的火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事实证明,这个决定不仅仅保存了中华民族知识的血脉,而且,在那里发生的故事,成为我们民族至今回味无穷的精神记忆。

  西南联大始于1938年,终于1946年。虽然只有短短八年的时间,这对于一所需要文化涵养的大学来说,可以说是临时草创,但是,联大却培养出了无数出类拔萃的各学科精英人才。事实证明,联大的学生,大多都成为后来国家各个方面的中流砥柱、栋梁之才。

  1937年的11月3日,在北平零下10多度的严寒街头,陈寅恪携家人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在所有逃难的学者中,陈寅恪家累较重,因为他的孩子都尚年幼(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仅四五个月),陳寅恪与幼女、夫人又都有病在身。但陈寅恪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他知道,如果留在北平,以日本人对他的了解,等待他的,一定是日伪政权的招安,这是他绝对不愿意做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陈家几代人的操守与品格。

  为了安全,他们先乘火车抵天津,陈寅恪扮做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名、人名,以防走失。关于这段逃难的经过,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在她的《避寇拾零》中有所记述:

  “1937年11月3日早,我们携三小女及王妈、忠良等购得快车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华芬等,别时伤心几哭出声。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到津住六国饭店。到天津者,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天津东站,俗呼老隆头者,由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算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岁,小彭7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但未达目的地,身心俱不安定。从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济南轮南下。由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外上船。王妈决意跟我走,而忠良则必须回家(照料家事)不能南行,送我们上船而别。忠良在我们家工作已过十年。同行者有袁复礼先生(未带家眷),毛准先生,及北大某教授同船。一到青岛,当夜已十二点多,搭夜车离开青岛,为方便计,由青岛站购联票直去长沙(当时在长沙已准备复校上课,希教师同学们快到长沙)。但一到济南,风声甚紧,形势大变,商店闭门,哄传日本鬼子就要来,我们都要逃走啦!大批人争着逃难,谁也不知走向何处是好。火车停开,也无所谓班次,见车就上。赶到车站,人山人海,挤着要上一列车,东西观看,人满得挤不上车。幸亏刘清扬先生眷属已先上车,帮助我们每个人从窗口爬进。他们还让给我们三个座位。我们在青岛买的是头等卧车票,一家连同王妈三个大人三个小孩,却得到三等车厢中三个座位;除吃奶小孩外,两个大小孩挤睡在地上。三个大人只得笔直地坐着,转动亦不容易。经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才到徐州。幸天在下雨,没碰上敌机的轰炸扫射。夜间十点转上陇海路去郑州的火车,幸天仍在下雨,平安到了郑州。在郑州总算上了节破烂的头等车,得安睡一夜。隔壁的毛先生不肯关门睡觉,手提箱不翼而飞,所谓不听好人言,吃亏在跟前者。到了汉口,旅店内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往长沙。码头上不知受了多少气。渡江时风浪很大,兼又下雨,历尽了艰辛。11月20日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深夜了。

  在长沙住下没有多久,时局又发生了变化。l2月,南京陷落,武汉也告急了。1938年1月,临时大学又奉命南迁云南昆明。陈寅恪又携家人继续登程,随校南行。

  陈寅恪一家南下香港,路过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得知陈寅恪一家来到此地,亲自到车站迎接,热忱接待一家人用饭。因不能在此多逗留,晚间,李校长与夫人踏着沿江灯火,亲送陈家长幼登上内河汽船。茫茫夜色中,汽船沿江而下,看到杰出的国学大师因为国难而颠沛流离,李校长不禁扼腕叹息!

  陈寅恪长女流求也曾经回忆说:“我家只得继续登程,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星夜投宿零陵县。随后到达广西桂林市。桂林是母亲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去世,我们同叔外祖父母叙谈仅几天,又急着赶路,在细雨蒙蒙中登上了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梧州(广西大学所在地,李校长原是清华教授,李伯母招待我们吃了顿饭),晓间登上内河江轮沿西江而下,经虎门直达香港。”

  几个月的路途颠簸,唐筼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也高烧发热,全家再也不能前行了。陈寅恪只得通过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夫妇租一住所暂留在香港。对于在香港的生活,大女儿流求曾经撰文回忆说:“我家在极简单家具和行李的房间内渡过逃难后的第一个春节。记得母亲曾小声对我说过:王妈妈和我们奔波半年,过旧历年总要让她多吃几块肉。年后父亲必须赶往学校上课,母亲则因劳顿心脏病发,体力不能支持,决定先由父亲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

  1938年春节后,陈寅恪从香港出发,经滇越铁路赶赴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云南蒙自。赴滇路途颠沛困顿,为方便安全计,陈寅恪特地买了一只高级皮箱装他的用于研究著述的手稿和书籍,从铁路托运。箱中有古代东方语文书籍及拓本、照片等,还有多册经年批注而成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注》、《五代史记注》等。但由于当时的滇越铁路上难民拥挤,交通混乱,小偷猖獗,陈寅恪的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误认为必藏有贵重财宝而窃走。书籍的丢失,让陈寅恪伤痛不已,也给后来在联大的教学和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

  陈寅恪到了昆明以后,傅斯年也到了昆明,就住在陈寅恪楼下。当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逃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之用。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为此专门作过一副带有讥讽意味的对联:“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每次警报一鸣,世人皆力争上游向防空洞奔跑,这个时辰,身体衰弱的陈寅恪不仅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恍惚,步履极为艰难。陈寅恪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风俗,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受伤害,每当警报响起,世人大喊小叫地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摆着瘦削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峻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细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扶持下来,送进自己挖的防空洞。号称“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服庇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美谈。

  这一段时间,因为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不仅仅学术研究很受影响,而且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也随校到达,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

  陈寅恪是当时西南联大重量级的文化领袖。当时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先生有言曰:“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

  至今,我们依然能够从联大师生的回忆文章中,领略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情境。陈寅恪住在青云街靛花巷的青园学舍楼上。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室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临时修建的简易校舍,距离陈寅恪先生住处很远。他上课经常抱着用黑布包袱包着的一大包书。因为他在上课时要引证很多史料。

  他早进入教室后,打开所携带的包袱,把一本一本的书拿出来,然后细心地把需要的主要史料一条条一字不漏地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抄录。他总是用工整的粉笔字写满整个黑板,然后坐下来,开始逐条逐条地讲解。

  他经常告诉学生,有一份史料就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给学生指导论文的时候,他总是预先警告,文字务必精简,若太冗长,必有浮滥。为人师表,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讲课的时候,总是凭借史料说话,在提出了充分的史料之后,他才会讲课,这形成了他多年的教书习惯。

  在联大,陈寅恪每学年都开两个课程,一是文学课程,二是史学课程,每个课程每次各两个小时。但课程名目内容每年都有不同。史学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与“隋唐史”交替。联大的第一年,开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在大西门外昆华农校大楼西北角楼上与公路隔墙相对的一间教室上课。在课堂上,他安排的课程都是专题研究性质的,只讲授自己在课程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自己已经写成论文发表了的,他就不再重复了。

  陈寅恪对于中国历史已经熟谙于心。尤其对于魏晋南北朝史,他的研究更是无人能比。在讲第一课的时候,陈寅恪就讲了一个东晋南渡的故事,借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良心。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几次南迁,都以最后的亡国而告终,他讲这个故事,正是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民族未来前途的忧虑。

  在联大期间,物资极端匮乏,住所极其简陋,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他又体弱多病,但是陈寅恪一直坚持教学和研究,成就不菲。1937年到1938年间,他在授课之余还完成了著名的学术论文《逍遥游向郭义及支遁义探原》、《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狐臭与胡臭》、《论李怀光之叛》、《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读洛阳伽蓝记书后》等名作。

  同时,他以手边幸存的眉注本《通典》为基础,开始动笔起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让人痛心的是,书稿完成之后,在寄往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路途中遗失。后来他又根据草稿整理出新的书稿,交由香港商务印刷,却又遭到了日寇的烧毁。今天存世的重庆商务出版的版本,是后人根据有关资料凑成的,已经不是陈寅恪的原稿。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为若干专题的综合研究,包括《礼仪》(附都城建筑)、《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加上《叙论》和《附论》,一共八章。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诸多领域,显示了陈寅恪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的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高屋建瓴。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的几年中,不论是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在那里任职的教授,他始终是联大偶像级别的人物。当时任联大文学院长的冯友兰先生就对陈寅恪钦佩之至。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冯友兰总是跟随着陈寅恪从休息室里出来,一路上边走边听,一直走到教室门口了才分开,目送陈寅恪走上讲台,自己在台下选择一个位置坐下,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地做笔记。到了晚年,冯友兰先生在回忆那段时光的时候,总是称陈寅恪为旷世奇人,自己心仪已久。

  刘文典此时也在联大任教,他对于陈寅恪也是尊敬有加,认为陈寅恪是西南联大最有学问的教授之一,是国宝级别的人物。刘文典是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曾经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以他的资历,对陈寅恪有这样的评价,足见陈寅恪当时在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地位与成就。

  在昆明,日军的空袭是很经常的事。有一次遇到日军空袭,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正在上课的刘文典带着学生往防空洞跑。快跑到洞口的时候,突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好,跑路不方便。他立即带领几个学生返校寻找陈寅恪。当发现陈寅恪正在人群中乱摸的时候,立刻对学生喊:“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然后几个人一起,架起陈寅恪就往防空洞跑。直到看着陈寅恪进了防空洞,刘文典才放下心来。

  这时候,只见他平昔鄙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向防空洞奔跑的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站住呵叱道:“你跑什么跑?我跑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据说向来秉性狷介的刘文典,还给身旁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陈寅恪做学问执着艰苦,常常秉烛达旦,焚膏继晷,乃至眼睛严重失明,不得不住院治疗。他住院以后,学生们主动构成关照队,轮班服侍,替陈师母分忧。陈寅恪冲动之余,对校长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尤存。”梅贻宝校长后来说:“能请动陈公来燕京大学,是一佳构,而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赏。”

  对于那一段时期的艰苦状况,他的女儿曾经回忆说:“父亲工作的时候汗流浃背,在一个茅草房里,风雨一来,把房子都能刮塌的那种房子里头,也没有桌子,就是一个箱子,搬一个小凳写文章。”“他写完,需要休息,就带我出去散步,我那时候很小,就穿双木板鞋,在山上跑,满山的映山红啊……父亲只能在休息的间隙,感受到一种远离战乱的欢愉。”

  “父亲用眼过度,视力日益减退。母亲很着急,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父亲增加营养。于是托人买来一只怀胎的山羊,母羊生了小羊之后,母亲学着挤奶,给父亲饮用……”

  牛津教授

  在陈寅恪的一生之中,最为人熟知的事迹之一,是他被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

  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称号,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一个中国人任此教授。陈寅恪准备赴任,护照都已制作好,但因欧洲战事,地中海无法通航,陈寅恪及家人只好暂居香港。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陈全家被困香港,生活艰难。此时有一名日本著名学者写信给日本军方,要求日军不能为难陈寅恪。鉴于陈的巨大声望,日本宪兵不权没有为难他,还不时送来面粉接济陈的生活,但均为陈所拒绝。后在朱家骅的帮助下,陈一家被接到内地。

  著名的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为教授这件事,中国“中英文化协会”和英国利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中国委员会”在聘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牛津大学之所以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虽然主要的目的是请他教授汉学,但是,从英国汉学家修中诚与陈寅恪商定在牛津大学开展中国历史研究的信件,也可以看出,牛津也是想借重陈寅恪的汉学成就,开展中国历史的研究课题。

  陈寅恪赴英受阻,一般来说,是由于战争令交通中断。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有人认为,令陈寅恪滞留香港,很可能是当时一些中国外交官掺杂了政治和外交因素。也就是说,当时的政府,并不乐见陈寅恪被外国人挖走。

  牛津大学遴选各个学科的教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苛刻的任职资格。他们之所以能够决定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自然也是经过严格的考核与认定的。后来,有研究专家从牛津的档案资料中发现了当时他们对陈寅恪的评价:

  1.候选人之履历:陈寅恪先生,江西义宁人,清末民初留学日本、英国、德国,1917年后 ,他继续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进修,1925年,他被聘任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 和国立北京大学讲师,现任清华大学教授,自1929年以来,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组主任。

  2.研究领域及方法:陈先生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并在中国比较语言学研究各个方面都深有造诣。近年来,他致力于汉、中国和六朝的历史,而他的著述表面上以微不足道的枝节为基础,但成果却相当深远,堪称真正的贡献。他在西方比较语言学方面受过的训练是一流的。他曾经学过梵文、藏文及蒙古文,并尤其精于藏文。他不但能够同时使用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方法和文献,并且善于利用。

  3.其贡献之重点:由于历史研究的领域甚为广泛,要达致最好的成果,必须具备深厚的知识和批判的态度。在现代中国,历史研究真正的进展,是透过运用批判性的方法达致的,惟应用范围一般仍十分狭窄。近来,研究领域已有所扩展,但方法一般仍欠严密。欧洲正统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只是在最近的历史著述中才开始感觉得到。陈先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先行者。以下是一些能够突显其贡献的重点:

  a.陈先生能够掌握其他人忽略的某些事实的真正意义,利用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论证意义极为重大的事件。以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要么就是对细微的事实感兴趣,故他们的成绩不免支离破碎,要么就是对通史有兴趣,因此过于理论化和太具想像力。陈先生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展示出各种细微事实的联系,以解决大的历史问题。他的著作诸如《唐太宗的祖先》第一至第四,《约公元126— 536年间道教与沿海省份》是目前历史研究的最高成就,他的方法和他的观点,都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的楷模。

  b.陈先生是目前中国惟一可以利用藏、蒙、满文的原始文献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他的成就,正如在他的《蒙古源流研究》等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西方汉学家难以超越的 。

  c.陈先生比较梵文、藏文和汉文的佛教文本,例如他对不同的佛教文本所做的笔记,于准确性方面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虽然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历史研究,但这在历史研究中是非常根本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研究必须以文本批判开始,如此,所引用的材料才属可信,并能得到合理的诠释。陈先生是中国可以这样做的最前沿的学者。他的见识,他对于细节的关注及其严谨的态度为将来的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他的成就也结合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优点。

  4.学者的评价:中国学者和外国的汉学家对于陈先生的著述评价甚高。伟大的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陈先生能以批判性的方法并利用各种不同文字的史料从事他的研究,是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陈寅恪接受牛津大学的聘任之后,先后两次赴香港,准备动身前往英国。第一次是1939年夏由昆明到达香港,正准备转乘轮船赴英就任的时候,却适逢欧战爆发不能成行,只好于9月返回昆明。次年夏天,陈再次赴港,待赴英时机。由于难以成行,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

  到1942年5月5日,通过他的友人傅斯年、杭立武和学生吴晗等人的帮助,陈寅恪才脱离险境,由香港取道广州湾返回内地,6月末抵桂林后,便在桂林留居年余,任教广西大学。

  二战结束之后,牛津再次发出邀请,他又准备赴英,但那时他的视力已坏,最后只能半道放弃,成为陈寅恪学术生涯的遗憾。

  陈寅恪受聘英国牛津教授,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受聘未果,陈寅恪最终没有到达牛津的讲坛,但是,作为一宗历史事件,其意义不仅仅是陈寅恪个人的际遇。身为学者的陈寅恪,一开始就是从推动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的,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在外国的环境里,对发展国际汉学和推动中国文史研究有所作为。1942年至1943年间,牛津教授修中诚访问中国,其间专程到桂林和当时任教于广西大学的陈寅恪相处了一个月,两人就牛津大学的汉学发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讨论,这正也折射出他执着于学术追求的独立人格精神。

  不论什么具体的不为人知道的原因,他去牛津的事情拖下来了,他滞留香港,与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相濡以沫的日子。

  也就是这个时期,发生了那个著名的陈寅恪宁一家宁可饿死也不吃日本面粉的故事。

  在香港时,由于陈寅恪懂日文,又加上一些钦佩他学问的日本学者知道他在香港,一再向军方建议要礼遇陈寅恪,日军对他还算客气。后来日军军部行文香港占领军司令,要求驻港日军司令部厚待陈寅恪。司令就遵命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唐筼硬是往外拖,坚决不吃敌人的面粉。日方甚至用官职以及金钱利诱,但陈寅恪宠辱不惊,拒不接受,宁可典当衣物过活,也不同流合污。友人的日记曾记载说:“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挨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大义面前,在民族气节面前,正气凛然,这正是一代学人陈寅恪让人钦佩的精神品格。

  其实,从陈寅恪两次被牛津聘任为教授,以及他在1920年代中期还在欧洲留学期间,就由吴宓和梁启超推荐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这两件事告诉我们的是:虽然陈寅恪没有国内、国外的博士、博士后等学位头衔,但是他早以其渊博超人的学识,饮誉世界。

  当时的民国学界,对于世界一流的牛津大学礼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这件事级,十分振奋。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讽刺九鼎

  1943年,陪都重庆,上演了一出历史闹剧。一些官僚、将领以及个别文化人,为了表达对蒋介石的崇拜,共同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

  九鼎是中国古代带有神秘色彩的神圣图腾器物。关于九鼎的记载,最早出自《史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后来,武则天时代和宋徽宗,也都曾经铸造过九鼎,作为自己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名垂青史的象征。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43年,抗战还没有结束,日军依然在辽阔的华夏土地上烧杀抢掠,亿万民众还在水深火热的敌占区受着日军的蹂躏和煎熬,在山城重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几个下属党部和一些长于献媚的将领和文化人,竟然也想效法古人,向蒋介石献鼎。

  当然,事情的起因也不是空穴来风。1943年1月,在蒋介石的直接督导之下,中国与英美分别签署平等新约,据此,存在于中国约百年的不平等条约被取消,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解除。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由于此举具体经由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完成,很多人想当然地就把这伟大的雪耻功劳记在了蒋介石的账上了。

  接着,蒋介石又有一件大功劳来了。当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据此,中国的四强地位得到确认。

  几百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哪里有过这样的扬眉吐气!所以,一些人,也许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出于个人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幼稚心理,就在重庆嚷嚷着效法古人献九鼎来颂扬蒋介石的丰功伟绩了。

  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拟议及操办者,为组织部下属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而出面牵头的则是组织部长朱家骅。

  铸献九鼎的消息在社会上被传的纷纷扬扬,招来不少有识之士的私下异议。3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曹谷冰来。王、曹对委员长允准各大学铸献九鼎表示不应当,并云鼎文为顾颉刚拟,鼎式为马衡办(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曹谷冰则任该报董事。两人都是当时文化名流,他们的意见基本代表了当时文化人的共识。

  其中,还有一个极力反对的人,就是当时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陈寅恪的观点是有史为据的。《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陈寅恪自然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既然禹不存在,那么,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陈寅恪为何表示自己的不解与惊愕了: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其实,陈寅恪之所以“惊怪不止”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基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

  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寅恪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讽刺与不屑,显示的是一代文化巨匠的操守与清醒。

  当时的中国,尽管蒋介石实行高压统治,但是,作为一个著名文化人的陈寅恪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的。学术界也公认,所谓献九鼎的闹剧,之所以最后不了了之,组委当时文化领袖的陈寅恪的嘲讽与挖苦,起了关键的作用。

  已经铸造完毕的九鼎,尚未对外展示就被蒋介石下令封存了。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载:九鼎“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30公分,重十几市斤。”鼎式的设计,出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九鼎铭文十分露骨地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介石当然首当其冲,朱家骅难辞其咎。最让人不能容忍的,也是受到陈寅恪讽刺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铸造九鼎献媚蒋介石这件事,成为抗战时期的一个著名闹剧,解放以后顾颉刚还因此而数次撰文意在撇清自己的清白,但那已经不重要了。

  铁的事实是,陈寅恪在这件事情上始终保持了一个文化学者的良知和清醒,以致让蒋介石也有所忌惮,拒绝了献鼎之举。最后,已经铸造完成的九鼎放在了哪里,竟然也成了一桩悬案。

  庞镜塘曾经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一场纷纷扬扬的历史闹剧,就这样在陈寅恪等学者的嘲笑声中黯然收场。

  拒绝赴台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他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后来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对于陈寅恪为什么没有去台湾,有很多说法。有一种说法,说他之所以拒绝去台湾,是断定台湾守不住,最终还是会被共产党统治,还不如不去体面。

  刘浦江先生在《正视陈寅恪》一文中就曾经这样认为: “比如关于他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孤岛,陈寅恪一生不介入政治,如果去了台湾,一旦台湾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陈寅恪1949年没有去台湾,最早形成文字证据的,是他本人在“文革”期间的《第七次交代底稿》:“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这是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陈寅恪自己的解释,虽然有人认为这只能属于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自辩。

  1982年,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中,以陈氏此段自述为据,又引其师钱穆关于陈与夫人因去留问题发生争执的回忆为证,认为陈所言不肯离开大陆,确非虚语,得出了“陈先生当日留粤之意甚坚决”的结论。两年后,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结论作了部分修订:陈先生决定留在广州不走,是因为他觉得已无地可逃。但是避地海外的念头有时也会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九四九年一月,他在从上海到广州的船上,他写诗说:“避地难希五月花。”这至少表示在他的观念中,到海外避难也不是完全不能考虑的。

  1987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余英时再次修正了自己的推论: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陈先生极可能为陈夫人的决心所动,转而有意迁往台北,只是时间上已来不及了。陈先生在一九三八年既肯主动地电告剑桥大学愿为候选人,那么他在一九四九至五0年这一段疑虑不安的时期,岂能完全没有动过浮海之念?

  陈寅恪最后未能离开大陆,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因为“避地难希五月花”、“浮海宣尼未易师”等诗句,已彻底地否定了这种推测了。

  其实,关于陈寅恪未能赴台,他的同时代人也有种种传闻。

  2008年6月,胡文辉出版了《陈寅恪诗笺释》,他认为“陈氏最终决定留下,绝不等于他原来未考虑过出走”

  毛子水曾经在文章中回忆:大陆“沦陷”后,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教书,颇想来台,但以不知道台湾生活情形,所以不敢动身。我当时听到他有意来台的消息,即想写信劝他来。由于素向的懒性,想而不做。若使当时我马上写信,寅恪来台的可能性或较大。

  萧公权曾回忆说:犹忆陈君于民国三十七年曾一度考虑移讲台湾。然以体弱多病双目失明,夫人与女公子辈之健康亦多可虞。既闻岛上生活不甚妥便,故决定应聘岭南大学。

  梁嘉彬再文章中也有过这样的记述:寅师何以不来台湾,外间多有揣测之词。据弟所知,当大陆将全部“沦陷”时,寅师在广州有函,托友调查台湾房屋地价租钱,为准备来台之计,后以广州已“沦陷”未果。

  苏景泉也曾经这样回忆:1949年夏间,台湾大学傅校长斯年曾经函请陈来台任教,并为之请了几位助教,预备助陈耳听读书,口述写文。傅校长可谓为学校请大师,为国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贤之至了。惜乎陈师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而岭南大学文学院殷留不放,迄广州“沦陷”,无法他去,诚可痛啊。

  这些同时代人的回忆材料,确实可以佐证陈寅恪当时有过前往台湾任教的想法。但此类文字终究难以完全取信于人,因为仍然缺乏关键性的直接证据。

  其实,学者王晴佳在《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陈、傅之间的关系曾一度十分紧张,这既与傅的学霸作风有关,也与陈追求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此后,陈寅恪对傅斯年采取了躲避政策,最终没有随史语所迁至台湾,也与此有关。

  但是,不论如何,最后的结果是,陈寅恪一家留在了大陆,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现在,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去了台湾,对于他的学术研究是肯定更加有利的,但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他没有去台湾,也因此又有了自己生命中最后20年在大陆的故事。

  中大学魁

  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与国立中山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7年傅斯年教授等筹办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期间,于11月1日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该刊仅创办半个月,于11月15日的第1集第3期便发表了陈寅恪撰写的《童受喻,论梵文楚本跋》一文;又于1929年8月第8集第92、93期合刊上发表《灵州宁厦榆林三城译名考》的论文。1942年5月,老教育家金曾澄教授被当时的行政院任命为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他上任后,注意物色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来校任教。陈寅恪当时以教育部部聘教授身份,任教于国立广西大学,金曾澄代校长只好用特殊的方式处理,用特约教授的名义聘他来校,为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讲学。因此之故,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名誉导师时,陈寅恪教授于1944年3月,便被聘为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的名誉导师。

  陈寅恪曾于国立中山大学因抗日战争之故迁在粤北坪石办学时,应邀为学校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讲学。讲学的简况,当时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作了扼要的报道。

  在1943年7月1日《本校文科研究所特约教授陈寅恪先生在校讲学》的报道中,着重介绍了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影响:“陈寅恪教授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士,曾任国立清华大学研究教授、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中国学研究所主任,因欧战所阻未能赴聘,改任香港大学英庚款交换教授。现任教育部部聘史学教授执教于广西大学。本年度金校长特聘为本校研究院特约教授。陈氏以专门研究南北朝史、隋唐史与以梵文比对汉译佛经及精通十余种语言文字蜚声中外。其专门著作因欲矫今日轻易刊书之弊,甚少刊行,仅出版《唐史概要》一书。其重要论文散见于清华学报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时,以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的文、理学院为基础,组成新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原中山大学文、理学院师生和校本部于10月21日从石牌迁到原岭南大学康乐园校址,陈寅恪成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直至逝世。

  为了寻找“避秦”的“仙源”,陈寅恪来到了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20年,他一生中很多的学术著作,也基本都是在中大完成。

  中大的校史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有一年开学,学生们到他的住所门前拜见。他问学生:“你们有没有人想考北大的?”

  学生静默,不知道陈寅恪用意是什么。停顿了一会之后,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不用去了,北大的老师都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在中大备受尊崇,他的寓所是最好的,薪金是最高的。50年代中期实行工资制评定工资等级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381元,被人羡称“381高地”,在交通方面的待遇等同校长。陈寅恪提倡“但开风气不为师”,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学术底线,特别强调“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得以发扬”。宗师懿范,影响了一代代中大学子。

  这个时期,陈寅恪已经双目失明,给工作和带来极大的不便与困难。中大特别给他配了一名助手黄萱,黄萱一直做到1966年“文革”开始,陈寅恪受到冲击,才被迫离开。据黄萱回忆,“以陈先生当时的健康情况,倘无一种巨大的坚毅精神,是不可能坚持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他曾说:人必会以为我清闲得很,怎能知道我是日日夜夜在想问题,准备教学和做研究工作的。”他做学问“是聚精会神,争分夺秒地把他的渊博、丰富的学问,贡献给国家,给现在和未来的史学工作者。”,“我所以能坚定不移地长时间帮他做点轻微的工作,何尝不是时刻受到这种精神的鞭策!”

  黄萱回忆说,陈寅恪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为中大历史系高年级学生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元白诗证史等课程。这些课,“他都有大量成果问世,讲课的内容应当是早已滚瓜烂熟,即使在课堂上随便讲述,会毫不费力并且绝对不会错。”但他仍“认真重新备课,不因自己双目失明、精力不济和已经讲过多遍而有所放松。”上课前,他“就吩咐黄萱把某书某页某条及他写过的有关文章找出来或者抄录出来,交给学校油印或打印,以便上课时发给学生。”

  由于他行动不便,学校便让学生到他家听课,他住的中大宿舍楼上的走廊便成了课室,墙上挂一块小黑板,他坐在黑板前讲授,学生坐在对面的椅子听讲。有时听课学生多了,就从家中拿椅子坐。课前“他已逐条查对过要使用的材料,并叫助手把关键的词语,如比较难懂的人名、地名先写在黑板上,然后才正式开讲。”

  陈寅恪的学生们这样回忆自己的恩师:“他渊博的学识从他口中说出来,化着万斛晶莹的水珠,滋润着学生的心田。他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打开了学生的眼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活跃了他们的思维,使学生在治学上受到良好的训练。”

  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之后,发表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清华学报》、《岭南学报》和《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的有:《崔浩与寇谦之》、《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陶渊明思想与清谈关系》、《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论韩愈》、《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后条》、《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论唐代蕃将与府兵》、《书魏书萧衍传后》等,以及学术专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

  还有他的多部学术著作是在他逝世多年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陆续出版的:如《柳如是别传》、《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篇》、《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诗集》等。

  一直深深敬仰陈寅恪的助手黄萱说:“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陈寅恪在中大多年,他以其学术上的重大成就和狷介独立的人格精神受到中大师生的爱戴和崇敬,也给中大带来了严谨的治学风气。

  陈寅恪在学术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公认的。就在中大期间,发生过一个他为任职中科院历史所长而向毛泽东与刘少奇开列条件的故事,从中不难看出一代文化宗师的耿耿傲骨。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但是,他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他的回函,我们现在可以估计,当时的中科院决策者断然不敢把这样的信呈给毛泽东或者刘少奇,而是压下了事,另寻人选了。

  陈寅恪的回函没有了下文,他自然也就没有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文革磨难

  按理说,不论国家怎么混乱,像陈寅恪这样不关心政治,只一门心思做学问,而且只是做历史学问的知识分子,“文革”中不应该收到冲击和迫害,国家应该把这样国宝级别的人物保护起来。但是,遗憾的是,在“文革”中,他依然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未能幸免。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的病床上,已经双目失明,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深知自己也是在劫难逃了。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们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喊声震天,乌烟瘴气,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向安静的学术空气突然烟消云散了。这些人为陈寅恪戴帽子是再容易不过了,随便拿来几顶他都够格:“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封建余孽”、“里通外国”等等。

  尤其是他与已经去了台湾,在台湾担任国防部长,并与蒋经国是亲家的俞大维是表兄弟,两个人一起在美国和德国留学多年,而且两人一直有密切的联系,这就更是百口莫辩了,是货真价实的“台湾特务”。

  他同时被指斥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的工资被停发,存款被冻结,陈家一直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他们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让陈寅恪心疼万分。

  造反派们经过几次彻底的“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们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高分贝的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这个办法果然收到奇效,已经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再也无心做学问了。

  那些疯狂了的“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

  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的夫人,认为夫人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在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中,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陈寅恪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一大石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一直被蒋介石称之为国宝,即使在重庆时他讽刺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活动,蒋介石依然对他尊敬有加。蒋退台湾时下令:国宝不能留在大陆。陈寅恪说这把年纪了,不想离开故土。“文革“中,陈寅恪被造反派活活被整死,在台湾的蒋介石闻讯勃然大怒,水杯都摔掉了,流泪说:“惨无人道!”

  据说,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氏给予保护。陈寅恪曾经与周恩来一起留学德国,结下友谊,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了解至深。但是,遗憾的是,共和国总理的话,也没有能够保护了他。

  三百年一遇的国学大师,就这样被一些无知的造反派戕害,不仅仅是文化学术界痛失大师,更是我们民族无法忘却的疼痛和创伤,更是我们民族永远的耻辱。

 

(责任编辑:中国楹联教育)

中国楹联学会 |
Society of couplets |

中国楹联教育杂志  中国·北京
编辑部电话:010-68212557 13012939879 投稿信箱:zgyljyzzs@163.com 网址:http://www.zgyljy.cn

技术支持:天奇网络